外来文化孕育的“老北京”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老北京”文化可谓是其中传统最为深厚的民间文化之一。作为跨越三个朝代的帝都,北京城那雍容华贵的皇家文化传统自不必多言,其积淀下来的民间文化传统也同样丰富多彩:胡同、四合院、京剧以及老北京小吃等等。

可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老北京文化都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是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在北京这片土地上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胡同、四合院是蒙古人入主中原的产物,“京剧”则源于清朝时期的四大徽班进京,老北京小吃更是来源于不同的民族和地域。


(相关资料图)

元朝铸造了北京最早的传统

古话说得好,“唐后无长安,元前无北京”。长安的繁华到唐朝就结束了,而北京虽然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建城,但真正奠定北京风貌的是元代在北京建都之后。1272年,元朝定都北京,从此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蒙古贵族统治北京城只有100余年,但留下了第一批北京老传统。今日,北京古典园林中的很多湖泊都被称为“海”,像北京著名的中南海、北海和什刹海等等。此处的“海”并非大海之意,而是蒙古语“海子”的简称,水域、湖泊的意思。而最具北京特色的“胡同”,其发音其实是来自蒙古语“水井”。元朝时期的北京胡同依水井而建,因此,居住在元朝大都城内的蒙古人将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称为胡同。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比如,“屎壳郎胡同”,咋一听,真是莫名其妙,作为老北京人世代居住的胡同,为何要起如此丑陋难听的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此外,“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马良胡同”的意思则是“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它带来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碰撞,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新型中华文化,这一碰撞在北京表现得更为明显。元朝建都北京时,其具体地名很有蒙古特色,但元大都的整体规划设计却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色,它是由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家刘秉忠、郭守敬师徒二人会集风水名家堪舆规划的,整个元大都的建设都体现了中国道家文化思想。元大都城内街道的分布基本上呈棋盘形。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呈九经九纬之状。“九九”是《周易》极阳数,为最大的天数,只能用于国都的皇天之居所。而各个城门的命名和排位也都是按照《周易》的八卦来完成的,如健德门、安贞门、光熙门等。

外来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北京城,打破了各个民族区域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北京从此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风格,把各地文化融入自身,变成自己的传统。

明朝建立以后,一开始定都南京,不久即迁都北京。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北京兼容并包的精神仍然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蒙古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北京城的一部分,并没有因着朝代的更迭而发生改变。

清朝发展了北京的包容性

1644年,满清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又将满族文化带到了关内,与北京文化发生了新的融合。在服装方面,老北京的传统服饰,从宽衣大袖的汉服改为满族人的马褂和旗袍;在饮食方面,满族的饮食文化也对北京当地的饮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满族人喜食粘食和油炸食品,后来北京地区的汉人接纳了满族的饮食风格,粘饽饽、炸糕成为老北京居民逢年过节的上等食品。如今北京流传下来的小吃,正如北京作家肖复兴所说:“大多是旗人之滥觞”,据考证,焦圈、豌豆黄、肉末烧饼、小窝头等,就是从清宫御膳房流入民间的。

说到北京小吃,不能不提到清真回民小吃。数十万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元朝东迁中国,北京牛街就是其落户地点之一。伊斯兰清真食品也随之传到北京。由于世代相传,北京的清真食品出现了以品种名在前姓氏在后的特有现象,如“羊头马”、“豆汁张”、“爆肚石”、“切糕杨”等。回民小吃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小吃,并形成了北京风味小吃以回民小吃为主的格局。

北京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接纳方面。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相比,清朝统治者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显得更为开明,尤其以康熙和乾隆皇帝为代表。乾隆皇帝十分喜欢汉文化,是一位汉化很深的皇帝,他经常穿着汉族传统服饰,摆出各种文人雅士的造型,让宫廷画师为其画肖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时尚青年拍艺术照。乾隆还特别喜欢听戏,被誉为国粹的京剧最早就发源于乾隆年间,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流播全国,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

清朝统治者吸收汉文化还体现在修建皇家园林方面,清代著名皇家园林圆明园和颐和园大量借鉴了江南园林朴素淡雅的建筑风格。圆明园的部分景区仿照了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锋夕照,“安澜园”仿照了浙江海宁的陈氏隅园。可惜的是,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始建于康熙年间,颐和园中的很多景点同样吸收了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如苏州街、万寿山、昆明湖等就是以江南水乡景点为蓝本。

游牧与农耕杂糅的北京

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孕育出了灿烂的北京文化,然而,优秀的北京文化大多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有关,体现了北京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功能。北京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主要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原因。

首先,历史上两次少数民族长期统治,完全重塑了北京。在这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经过长期磨合,形成了丰富复杂的新文化传统。少数民族中粗粝而又不拘一格的性格,对比较自闭、保守的汉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最终形成了北京“有容乃大”的文化性格。

其次,政治权力的强制作用或地方文化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使北京包容了更多不同的文化。乾隆年间的四大徽班进京就是为了满足乾隆皇帝爱听京戏的嗜好,取悦龙颜。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代帝王倾全国人力、财力,大兴土木,修建圆明园,将宫廷园林的雍容华贵、江南园林的婉转淡雅和西方欧式园林的艺术精华容为一体,体现了封建专制王权促进文化交融的强制力。政治因素成为北京文化蕴涵多元文化因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除权力中心之外,北京长期作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对来自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自发性的交流、融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天桥艺人的杂耍、王府井的小吃街都是外来文化自发性地融入到了北京文化。类似现象还有全聚德、瑞福祥……

北京文化包容性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今日的北京作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集散中心,更是吸纳了现代社会的多元草根文化。著名的北京“798”艺术区汇集了各地北漂艺人各种风格的艺术品,向世人展示了新北京的文化和艺术气氛。新北京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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